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引发了一场关于继承权和礼法观念的争论。在这场争议中，杨廷和坚持认为嘉靖应当被认定为他的堂哥的儿子，而不是承认自己的亲生父母。然而，嘉靖是继承了皇位之后，才被杨廷和要求过继的。此外，武宗的遗诏并未明确规定嘉靖的继承身份，只是让他继承皇位。因此，由于杨廷和起草的遗诏存在许多疏漏，导致大礼仪之争拖延了很长时间。

事实上，杨廷和在大礼仪之争中的行为确实有所欠缺。如果他选择让嘉靖过继，那么诏书上应该明确写明嘉靖是兴献王的儿子，而不是让他承认孝宗为父。一个皇帝怎么可能有两个父亲呢？首先，按照封建社会的礼法，作为独生子的嘉靖是不允许被过继给别人的。其次，嘉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遗诏也没有提到过继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什么是"礼法"。礼法一般定义是以周礼为核心，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规矩。然而，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周礼是不断演变的。宋代理学家程颐等人主张，为了大宗的传承，小宗的传承可以被牺牲，即在特殊情况下，小宗的独生子也可以被过继到大宗，从而断绝自己本支的祭祀。这正是杨廷和一派的理论依据。而张璁一派的理论依据则是孟子对舜的评价，孟子认为如果舜为了天下而放弃父亲，那他就不配拥有天下。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等人也主张小宗有权利传承本支，即维持周礼的原则，不应该让独生子出继。

这两种对礼法的不同解释，很难说谁对谁错。然而，在正德八年之前，对于皇族事务的处理，实际上是与张璁一派的观点相一致的。例如，作为诸藩之首的秦藩多次绝嗣，小宗转为大宗，但从未发生过继承王位就要更换父亲的情况。在杨廷和一派与张璁一派的辩论中，杨廷和一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

他们举出了汉哀帝和宋英宗的例子，但被张璁反驳。事实上，这两位皇帝都是在先帝在世时明确进行了过继仪式，而嘉靖出生时，孝宗早已驾崩。杨廷和一派又试图让嘉靖承认武宗为父，并援引《春秋》中婴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是明朝时期的一场重要政治争议，涉及皇位继承和礼法观念。该争议的核心是嘉靖皇帝是否应该承认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是接受杨廷和的提议，将自己过继给堂哥的儿子作为继承人。

杨廷和主张嘉靖应该接受过继，以便维护封建礼制的传统和秩序。他认为嘉靖是兴献王的儿子，而不是孝宗的儿子。然而，嘉靖在继承皇位之后才被杨廷和提议过继，而且武宗的遗诏并没有明确规定嘉靖的继承身份，只是指定他为皇位的继承人。因此，由于杨廷和在遗诏上存在疏漏，大礼仪之争拖延了很长时间。

杨廷和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如果他选择让嘉靖过继，那么诏书应该明确写明嘉靖是兴献王的儿子，而不是让他承认孝宗为父。一个皇帝不可能有两个父亲。此外，嘉靖作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遗诏也没有提到过继的事情。

大礼仪之争涉及对礼法的不同解释。礼法是封建社会中维护秩序的规则和仪式。然而，礼法在历史上不断演变。一派主张为了大宗的传承，小宗的传承可以被牺牲，即在特殊情况下，小宗的独生子可以被过继到大宗，从而断绝自己本支的祭祀。这正是杨廷和一派的理论基础。另一派主张维持周礼的原则，认为小宗有权继承本支，不应该让独生子出继。

在这场争论中，杨廷和一派犯了一些错误。他们引用了汉哀帝和宋英宗的例子，但这些例子被反驳为与嘉靖的情况不同。这些例子中的皇帝是在先帝在世时进行过继承仪式的，而嘉靖在孝宗去世后才出生。他们试图让嘉靖承认武宗为父，并援引《春秋》中婴儿承认养父的故事，但这个观点也受到质疑。

最终，大礼仪之争以张璁一派的观点获胜。嘉靖最终承认孝宗为父，维持了封建社会中的传统继承规则。这场争议对明朝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权力和礼法观念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