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埃及、两河文明、古希腊为基础，西方总结出了“文明三要素”，即青铜、文字、城市或宗庙。然后，西方学者将之推向世界，认为世界各地考古都要遵循“文明三要素”，达到这三个条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

当然，后来发现西方的“文明三要素”，区域局限性很大，并不能解释世界各地的文明进程，比如文字就不是文明的必要前提。但在上个世纪，中国学者一度非常推崇西方，很多学者将“文明三要素”奉为圭臬。于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找不到成文的文字，就无法证明商代之前进入“文明时代”，就出现了寻找商代之前成文文字的焦虑。

除了寻找文字证明中华文明史之外，文字是最直接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很多上古谜团，历史考古学家都渴望寻找到更早的类似殷墟甲骨文这样庞大的文字资料。因此，考古发现的任何带字的、或带刻符的文物，都无比珍贵，都慎重保管。

以浙江庄桥坟刻符（上图，距今5000多年）、苏州澄湖良渚刻符、丁公陶文等来看，四五千年时中国已能“连字成句”，因此夏朝时期中国必然已有文字。其实，王城岗遗址被很多学者视为鲧禹之都，里面就出土过一个“共”字，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数十个字符，其中有“车”、“臣曲糟”等文字。

因此，商代之前必然已有文字，且早已“连字成句”。问题在于：过去百年考古，发现很多遗址，但除了殷墟甲骨文、遍布多省的骨刻文等之外，其他只发现零星文字，并未集中出土大规模文字，其中原因何在？其实，甲骨文考证早已表明，未来估计很难大量出土商代之前的文字，如此也就难怪周代知道夏代存在。

中国古代纸质书籍，采取“直线纵向”的排版。按照传统认知，这是因为周代竹简文书的缘故，即竹简是一根长条，文字必然是从上往下直线书写，故而传承到纸质书籍时也是如此排版。

让人奇怪的是，大多数甲骨文排版也是如此，也采取“直线纵向”的方式。与之类似的还有商周金文，基本也是“直线纵向”排版。但问题是，甲骨文不是竹简形状，无需从上往下直线刻写，可以横着刻写，那么为何多数甲骨文是“直线纵向”刻写？原因很简单，“直线纵向”的排版方式，模仿的是竹简文书。

2010年，殷墟大司空村出土一件刻辞牛骨（见下图），其中行与行之间竟然划有十几道竖线，仿佛形成了十几条竹简。显然，这是甲骨文排版仿照竹简的明确证据。

学者黄德宽指出：“甲骨文直行纵向的书写特点，是长期在竹简上书写而形成的特征，在甲骨文中的体现”。也就是说，商人书写的材料主要是简册，形成了“直线纵向”的书写习惯，于是才会在甲骨上采取这种刻写方式。

按照一般认知，甲骨文是用刀刻出来的，属于刀刻文字。鲜为人知的是，甲骨文中一部分是用笔写出来的。

百年殷墟考古，已经发现不少书写卜辞，比如1936年挖掘的YH127坑中发现书写卜辞，1973年在殷墟小屯南发现朱书卜辞等。学者统计，类似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迄今已经发现74片，上面文字书写的非常清晰，笔画粗细有度，说明书写者经常书写。

其实，甲骨文一些刀刻卜辞中，不少刀刻文字的边缘，还残留着书写的痕迹。因此，有学者猜测：甲骨文是先写后刻，故而残留书写文字的痕迹；同时，商代金文也是先用毛笔写、再制范铸造出来的。

除此之外，商代还有陶书、玉书等，上面也有不少朱墨书写文字（颜色为朱与墨的文字）。比如，郑州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是书写在陶器上，属于一种镇墓文，证明当时已用毛笔与颜料书写汉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中，都曾出土过“毛笔”书写的证据，比如陶寺遗址的两个朱书陶文，因此使用毛笔蘸颜料书写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下图，陶寺遗址中的朱书文字之一。

总之，商代已有笔墨，已有大量书写文字。但问题是，商代笔墨只是为了在龟甲、玉器、陶器上书写吗？